慢慢地，医学上的迷雾也“拨云见日”——至少现在我掌握了足够的信息，可以尽情翻阅
相关资料了。虽然各项数据还是很模糊，但至少可以说，EGFR有突变的话，大概平均能多
活一年，甚至还有长期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如果没有，那就有80%的概率在两年内死亡。
要搞清楚我还能活多久，还需要等待检查结果。第二天，露西和我去了精子很行，我留下
了一些生殖细胞，也给自己多留了条路。我们原本计划等我住院医生的生涯结束后就要孩
子，但现在……抗癌药物对我的精子的影响还不得而知，所以，如果还想要孩子，我们不
得不在开始化疗之前冷冻一些精子。一个年轻姑娘给我们介绍了各种付款方式，还有关于
所有权的法律表格。她桌上摆着各种五颜六色的小册子，都是年轻癌症患者的社交活动宣
传：即兴表演小组、无伴奏合唱小组、开放式表演晚会，等等。我对小册子上那些欢快的
脸庞真是“羡慕嫉妒恨”，因为，从数据上说，这些人得的癌症应该都比较容易治疗，剩余
的寿命也应该比较长。三十六岁就得癌症的概率只有0.0012%。诚然，得了癌症都是不幸的，
但癌症和癌症也是有区别的。如果得了“那种癌症”，那你是真的真的很不幸。姑娘问我们，
要是我们其中一个“不幸去世”，该怎么办，法律上来说谁拥有这些精子。泪水从露西脸上
滑落。英语里“希望（hope）这个词出现在大概一千年前，融合了信心与渴望的含义。但
我现在渴望是活下去，有信心的却是死亡，这两者可是截然相反的啊。那么，当我说起
“希望”的时候，是不是“为没有根据的渴望留下一些空间”的意思呢？不是的。医学数据
不仅仅会显示平均存活率这一类数字，也会测量我们对这些数据的信心水平，测量工具包括
置信度、置信区间和置信域等。所以，我口中的“希望”，是不是指“为一个统计学上不大
可能但仍然说不准的结果留一点空间，相信自己能超越95%的标准测量置信区间活下来”呢？
这就是“希望”吗？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曲线准确地划分区域，从“崩溃”到“悲观”到“希望”
再到“幻觉”呢？还是说数字就只是数字？我们难道不都曾怀着希望，觉得每个病人都能奇迹
般地超越平均值吗？我发现，当自己成为这个数据中的一员时，我与数据的关系，就完全改变
了。住院医生时期，我曾经和无数病人与家属谈过残酷的预后状况：这是一个医生最重要的工作
之一。如果这个病人已经九十四岁高龄，痴呆症晚期，严重脑出血，谈起来倒是比较容易。但是
像我这样的病人，三十六岁，癌症晚期，那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医生他们不能。当然，如果一
个病人的期望实在太不切实际，比如有些人觉得自己能活到一百三十岁，有的又觉得皮肤上长
了几个微不足道的斑点就是将死的征兆，那么，医生应该引导他们，让他们的想法变得合理一
些。病人们寻求的，不是医生们没说出口的科学知识，而那种必须靠自己才能获得的稳妥的真切
感。过于深入地谈论数据，就像给干渴的人喂太咸的水，无异于饮鸩止渴。面对死亡产生的那
种焦虑，远不是数据上的“概率”可以缓解的。从精子银行回到家，我接了个电话，被告知的
确有EGFR突变，可以治疗。谢天谢地，不用去化疗了，我要开始服用特罗凯这种小小的白色药片
了。我感觉自己一下子强壮了许多，而且突然有了一丝希望，虽然如今的我已经不太明白“希望”
的真正含义。笼罩在我生命周围的迷雾又消散了一点点，露出一线蓝天。接下来的几周，我又有
胃口了，体重回升了一些；我长了严重的痤疮，不过这通常代表药效良好。露西一直很喜欢我
光滑的皮肤，但现在上面的痘疮遍布，再加上我摄入了血液稀释剂，所以这些疮疤总在流血。
如果说以前我身上还有些地方称得上“帅气”的话，现在这种气质正在慢慢地流失，不过，公平
地说，我宁愿丑一点，也要保命啊。露西说她还和以前一样爱我的皮肤，才不管痤疮什么的呢。
然而，尽管我很清楚人的特性不仅来自于大脑，但现在也只能完全听大脑的摆布和支配了。那个
热爱远足、露营、跑步，会通过热情的拥抱来表达爱意，会把侄女高高抛起逗得她咯咯真笑的
男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充其是量也只能把他作为“奋斗目标”而已。我和艾玛每两周见
一次，一开始，我俩的讨论就从医学方面的问题上升到更具有存在意义的话题。通常来说，得了
癌症的人都会选择休假，和家人一起，慢慢接受现实。这也是我的选择之一。“很多人一查出
癌症就彻底辞职了，”她说，“但有的人又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无论怎样都行。”“我早就
给自己做了四十年的职业规划，头二十年是外科医生兼研究人员，后面二十年去写东西。但是
现在我基本上就在‘后面二十年’了，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嗯，这个我没法说。”她说，
“我只能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重返手术台，但你必须搞清楚，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如果我知道自己还剩多少时间，那就比较容易决定。如果我还有两年，那我就去写东西。
如果还有十年，那我就回去做手术，做研究。”“你也知道，我没法跟你到底还有多少年。”
是啊，我知道。她经常“打太极”，说我要自己去找到自己的价值。我觉得这是在逃避：好吧，
可以啊，反正我也从来不跟病人说具体的时间，但我可是一直都很清楚病人该做些什么的呀，不
然我怎么去做那些生死攸关的决定？接着我想起我犯过的错误：有一次，我建议一家人撤掉儿子
的生命维持系统。结果两年后，那对父母又出现在我面前，给我看一段网上的视频，是他们的
儿子在弹钢琴。他们还给我带来了杯子蛋糕，感谢我挽救了那孩子的生命。我又开始和好些相关
的医疗人士定期见面，和肿瘤专家的约诊当然是最重要的。但这个还不够，露西坚持带我去见一
个专门针对癌症病人的夫妻关系专家。专家的诊室没有窗户，露西和我坐在并排的扶手椅中，
详细讨论了我的病会对两人现在和将来的生活造成何种影响，还有未来将面对的已知与未知的
痛苦，对生活做出计划的困难，以及彼此陪伴的必要。说实在的，癌症，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拯救
了我们的婚姻。“嗯，在这件事情上，你俩比我见过的任何夫妻处理得都要好。”第一次约诊
结束后，专家说，“我还真没什么建议可以给你们的。”走出诊室的时候，我大笑起来，至少我又
在什么事情上杰出了一把。这么多年帮助那些绝症患者，还是有收获的！我转身看着露西，
本以为她也在微笑，但她却不停地揺着头，“你没听明白吗？”她握住我的双手，“如果我们
就是做得最好的，那说明没有好转的余地了。”如果死亡的沉重感不会减轻一分一毫，那么至少，
能不能变得更习以为常一些？被诊断出绝症之后，我开始拥有了两个角度的世界观，分别用
医生和病人的身份去看待死亡。作为医生，我知道不要去宣称什么“抗癌是一场战斗，我会赢”，
也不要问“为什么是我”。我很了解相关的医疗服务、并发症和治疗方法。我很快从肿瘤专家
和自己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肺癌第四期，在今天的医疗界，算是有变数的绝症，就像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末的艾滋病：死亡率依然很高，但也有很多相关方面的专家纷纷涌现，出现了长期
存活下去的病例。借助医疗和科研方面所爱的训练，我得以分各种数据。而根据数据来分析我
的预后，显然是不够的，这种局限我也能接受。然而，这并不能帮我做好一个病人。那些训练
无法给露西和我一个确切的答案，到底要不要往前一步，生个孩子；也无法告诉我们，当我的
生命正在消逝时，去培养一个新生命，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也不得而知，在不能保证充足时间
的情况下，还要不要去为我的事业抗争，重新去实现我多年来一心一意立下的雄心壮志。和我
过去的病人一样，我也必须面对自己即将死亡这个事实，努力去弄清楚是什么让我这辈子值得
一活。我需要艾玛的帮助。医生和病人的双重身份让我有种撕裂的感觉，我一边钻研医学，
一边又转向文学作品寻找答案。面对自己的死亡，我在挣扎，是重建旧生活，还是去寻找新
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