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的时候，我开始负责开车送弟弟吉旺去上学。一天早上，像往常一样，我又晚了。吉旺很不耐烦地站在
门厅，大喊着说他可不想又因为我动作慢被留堂，所以问我能不能快一点。我用冲刺的速度下了楼，一把推开
前门……差点踩到一条正在打盹的响尾蛇，差不多有两米长呢。这又涉及一条“乡村生存知识”，如果你在
自己门前弄死一条响尾蛇，它的伴侣和后代就会到原地来筑巢，永久扎根，就像戈兰德尔的母亲报杀子之仇。
于是我跟吉旺抽签决定，赢的那个就拿铁铲，输的那个戴上厚厚的园艺手套，再拿一个枕头套。一阵庄严又
搞笑的“手舞足蹈”之后，我们终于把响尾蛇弄进了枕头套。接着，我使出奥运链球运动员的劲儿，把手上
的东西拼命扔到沙漠里去，还计划好下午晚点再去把枕头套捡回来，免得被妈妈发现了挨骂。童年时代众多
神秘难解的事件中，最主要的并非父亲为什么举家迁到亚利桑拿那州金曼这个沙漠小镇，反正逐渐长大的
我们也越来越喜欢这里了，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是怎么说服妈妈的。这两个相爱的人越过大半个
地球，从印度南部私奔到纽约，再到亚利桑那。母亲本来就特别害怕蛇，对蛇有完全克制不住的恐惧，但到
这里来就被迫要面对。就算那种最小、最可爱、完全无毒的小红蛇，都能让她尖叫着冲进屋里，锁上所有的门，
抄起手边任何尖锐锋利的大家伙，比如耙子、劈刀、斧头什么的。经常出现的蛇总是让她焦虑不已，但母亲
最担心的，当然是孩子们的未来。搬来这里之前，我哥哥苏曼就快要高中毕业了，他就读的那所中学在威彻斯特
县堪称好大学的“直通车”。搬家到金曼不久，他就被斯坦福录取了，于是很快就离家去读大学了。而我们都
知道，金曼不是威彻斯特。妈妈研究了一下莫哈维县公立学校系统，四处走访了一番，变得心烦意乱。最近，
美国的人口普查将金曼定性为美国人口接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地区，高中辍学率比平均水平高出大概30%。能上
大学的都是凤毛麟角，当然肯定没有去哈佛的了，而哈佛又恰好是我父亲心中优秀的标准。妈妈打电话给自己
那些居住在东海岸富裕郊区的朋友和亲戚寻求意见，结果发现有的倒是真心对她表示同情，有的则很高兴——
卡拉尼什的孩子们突然接受不了良好的教育了，他们的孩子又少了两个竞争对手。晚上，妈妈经常默默流泪，
独自在床上啜泣。她害怕这里落后的教育条件会让她的孩子变成“废人”，于是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大学学前
通知单”。她在印度主修的是生理学，二十三岁就结了婚，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生活的重心完全转移到三个
孩子身上，所以书单上很多书她自己也没读过。但她绝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这上面。十岁的时候，她就让我
读《1984》，里面关于性的描写让我震惊不已，然而，也是这样点点滴滴的潜移默化，让我深深地爱上了语言
文字。《1984》之后，我们按照书单，非常系统地读了无数作家的作品：《基督山伯爵》、《鲁滨孙漂流
记》、《艾凡赫》、《最后的莫希干人》、《水手比利.巴德》……十二岁的时候，我开始自己挑书看了。
哥哥苏曼又给我寄来大学里读的书：《君主论》、《堂吉诃德》、《老实人》、《亚瑟之死》、《贝奥武甫》
等等。有的印象不深，有的则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丽新世界》奠定了我初期的道德哲学，还成为我申请
大学时论述文的主题，我在文中提出，快乐幸福并非生命的意义。在必经的青春期烦恼中，《哈姆雷特》无数次
陪伴我走过。《致羞涩的情人》和其他浪漫的诗歌让我和我的朋友在整个高中生涯经历了不少“快乐的倒霉事”。
比如，晚上，我们经常偷偷溜出去，在啦啦队队长的窗户下而唱《美国派》。（我们理直气壮地认为，她爸爸是
当地一名牧师，不在可能贸然开枪。）搞完这种深夜恶作剧回去的时候，要是被抓住了，我忧心忡忡
的母亲就会详细地盘问我是否吸毒，把每种青少年可能吸食的毒品都细细数过一遍。但她从未意识到，于我而言，
毒品没有吸引力，最令人上瘾的，是上周她递给我的那套浪漫诗歌选集。书籍成为我最形影不离的密友，就像精心
制作的镜头，为我展开新世界的大好风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妈妈开车带我们来到位于金曼
北边将近两百公里，也是离金曼最近的大城市拉斯维加斯，我们在那里进行了“学业能力倾向初步测验”“学术
能力评估测试”和“大学入学考试”。她加入学校董事会，重整了教师队伍，要求课程设置加入大学预修课程。
她在这方面实在是太出色了，视改革金曼教育系统为己任，并且付诸实践。突然间，我们那所高中就感觉视野
开阔了，不再局限于那两道山脊之间，而是翻山越岭，向外探索。我高中最好的朋友叫里奥，也是毕业典礼上的
学生致辞代表，是我认识的家里最穷的孩子。高中最后一年，学校辅导员建议他：“你很聪明，应该去参军。”
之后他跟我说起这件事。“去他的”，他说“要是你会去哈佛、耶鲁或者斯坦福，我也要去”。我去了斯坦福，
里奥去了耶鲁。这两件事带给我的喜悦程度实在不分伯仲。暑假过去了。斯坦福开学比其他大学都要晚一个月，
所以我的朋友全都四散而去，把我一个人留了下来。很多个下午，我都独自深入沙漠，找个地方打个小盹，
等着我的女朋友艾比盖尔从金曼唯一的咖啡馆下班。沙漠是穿过山野进入城镇的捷径，步行也远比驾车来得有趣。
艾比盖尔二十出头，就读于斯克里普斯学院。她不想申请助学贷款，所以休学一个学期，好存点学费。
她身上那种世俗气深深吸引了我。她知道的那些秘密，只有大学生才知道。她还上过心理学的课呢！
我们经常在她下班以后见面。她就是甜蜜爱情与美好生活的先兆，是几个星期后我即将进入的新世界的预告。
一天下午，我打盹醒来，抬头一看，秃鹰就在我头顶盘旋，可能错把我当成了一具尸体。我看了看表，快三点了，
要迟到了。我拍拍牛仔裤上的尘土，一路小跑着穿越沙漠，直到黄沙尽头，抵达道路起点，建筑开始映入眼帘，
我跑到街角，看到艾比盖尔手里拿着一把扫帚，在清扫咖啡馆外面的地板。“浓缩咖啡机我已经洗我，”她说，
“所以你今天没有冰咖啡喝啦。”她扫完地，我们就到里面去了。艾比盖尔走到收银机那儿，拿起一本她放在
那儿的平装书。“拿着，”她朝我扔过来，“这本书你该看看的。你一直在读那些特别有文化的破书，怎么
就不可以看看低级趣味的东西了？”那是一本五百页小说，《撒旦：不幸的卡斯勒医生的心理疗法与治愈》，
作者杰里米.莱文。我把书拿回家，一天就看完了。这书没什么内涵，本应该很有趣的，但真的没什么意思。
不过里面倒是漫不经心地提出了一个假设：思想不过就是大脑运转的产物。我被这个想法震撼了，甚至动摇了
我对这个世界幼稚的理解。当然这个假说一定是正确的，否则要我们的大脑干什么用呢？尽管我们拥有自由
的意志，但仍然是有机生物体，大脑是我们的器官，也遵循一切物理定律！文学是人类的一大财富和意义，
而通过某种方式实现文学价值的，就是大脑这个机器。这真是神奇的魔法。那天晚上，在自己房间里，
我打开已经翻来覆去看过好几十遍的红色斯坦福课程总目录，手里拿着一支荧光笔。之前我已经标记了很多
文学课程。现在，我开始寻找生物和神经系统科学的相关课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