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的姜萍火了，一个普通的中专在校生，学服装设计，自学两年高等数学，
结果在阿里达摩院所举办的全球数学竞赛中以第12名的成绩闯进决赛，杀得天之骄子们人仰马翻。
强烈的反差感，让媒体呼之为“天才少女”。
然而，越来越多的争议也接踵而至。根据赛事规则，姜萍所参加的只是初赛，而且采取线上开卷考，
时长48小时，不设监控，期间参赛者可以任意查阅资料，甚至借助编程。这意味着，考试有很大的“作弊”
空间。
于是姜萍爆火仅一天后，“造假”“过度包装”等字眼迅速占据自媒体的“头版头条”。
但更多的人仍然相信姜萍的实力：如果姜萍作假，那么他的数学老师、同为参赛者的王闰秋，
为何只有125名呢？差距未免也太大了。
无论如何，这都将演变为一场对教育体制的大讨论：如何挖掘出更多的民间数学天才——姜萍。
自学成才的姜萍，无疑成了天才，据她说脑子里可以浮现各种公式进行计算。而纵观入围决赛的参赛者，
清一色海内外顶尖名校傍身，简直是天才打架。
这两天也有越来越多天才被挖了出来：初赛第一名的徐啸宇，是北京大学的本科在读生；“不幸”
排在姜萍后一名的刘奔，来自中科院；第26名的邓乐言，是上海一所民办初中的学生。北大数学家、
被称为“韦神”韦东奕，是首届赛事的金奖得主……
一时间，互联网弥漫着一股“天才崇拜”的气息，更有人呼吁，国家应该大力挖掘民间高手，
尤其是如今国家提倡“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数学变得愈发重要。比如偏微分，它能解决所有导弹技术壁垒。
于是，叠加各种DEBUFF于一身的姜萍，突然被符号化了。如同“韦神”一样，姜萍变成了“姜神”，
分别代表着院校天才和民间天才。
不过，此次赛事的参赛者并非只来自高校，这是一场任何人都能参与的数学游戏，总共5万多人参赛，
有83岁的老人，有14岁的初中生，也有公务员、城管、语文老师、程序员、外卖骑手、钢厂工人、护士。
姜萍说自己心仪浙江大学，很多人起哄了，说浙大应该“破格”录取，不录取，
有的是海外高校拿着奖学金排队招她。这把浙大整得有点尴尬。
曾经，中国破格录取和培养了许多天才和神童，他们几乎被安排在物理、数学等领域做研究，
为的就是改变前沿科技和国防领域的积贫积弱，迅速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所以有人说国家应该筛选天才进行大力培养，破格录取意味着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培养。
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全球所有的“天才计划”，无一例外都破产了。美国曾有过一个“特曼实验”，
结果挑选出的天才儿童最后大都泯为众人。最后得出结论：爱因斯坦无法制造。讽刺的是，
有两个被淘汰的儿童最后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中国，也有一个叫宁铂的超级神童，13岁时就被塞进“天才班”研究物理，但他却喜欢哲学和宗教，
最后剃度出家。按今天的舆论来看，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背叛。因为“天才”是属于国家的资产，
是专门用来解决“卡脖子”问题的。
如果姜萍真的因破格录取而走上科研之路，意味着她的一生都将奉献给国家，
她的人生动态都将处于公众的“监视”之下。
但姜萍说她的Plan A是服装设计，而非数学。试想一下，如果最后姜萍从事科研后又转向服装，
大概率会被千夫所指：国家破格录取你，辛苦培养你，最后却成了创造不了多大价值的打板裁缝。
而即便天才真的被计划出来了，掐脖子领域被天才补足了，那么“伟大”的发明和创新也能被计划出来吗？
事实上，天才和普通人并不对立，坚持热爱的普通人也能成为某个细分领域的天才（张仲麟注：对对对，
说得太对了！）
管理学中有一个基本的人性洞察：创业期员工们往往斗志昂扬，对待遇环境不太在意，因为事业在上升期，
日子在一天天变好。而公司进入成熟期后，员工反而忧虑满满，因为存在“损失厌恶”，
怕现有的状态会一天天变差，于是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下降。
因此，成熟期的管理之道在于，减少规章制度对员工的严格约束，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
这个道理放置社会亦是如此。一个宽松的大环境，和一些社会标准和社会共识的转变有关。
比如，“科学家并非要牺牲自己的生活而无私为社会做贡献”“读专科和职校并不丢人”等等；
也舆论场的容忍程度有关，如果因为一件小事，动辄让一个人或一家企业一辈子翻不了身，谁都会微言慎行。
如果社会标准太过严苛的话，可想而知，姜萍极有可能因决赛失利被嘲笑，可能因坚持服装设计被评头论足，
也可能被社会力量推上她的Plan B——数学。
事实上，姜萍的成绩和她所处的宽松的“小社会”有关，职业学校本身时间是非常充裕的，
也没有过多的竞争压力。她的老师王闰秋也是一样，学校考核宽松，才给了他专心研究数学且多次参赛的机会。
如果社会持续地保持“松弛感”，允许个人做自我选择，也许会有越来越多的姜萍、
何金银和创业者为爱好和梦想窒息。
前段时间，有一个科学家朋友突然感慨了。他在法、荷从事尖端机器人研究，身边自然“天才”云集。然而，
这群天才大都没有继续在人工智能领域深耕。一个辞掉了CNRS永久机器人工程师职位，去玩音乐了，
一个当了登山教练，实验室没能用高薪留下。他的荷兰师妹，读完机器人博士就去斯德哥尔摩学音乐指挥了。
后来他还去了一个法国前同事开的一家啤酒馆，期间二人并未聊机器人和金钱的话题，
直到前同事的一句话彻底让他破防：
“我现在挺开心的，你对现在的工作感到幸福吗？”
这是一个典型的充满松弛感的社会，
希望今天乃至未来都是一个越来越尊重个体价值和允许自我选择的时代——这和经济的好坏没有必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