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有一天，老友萧离打电话告诉我，从文先生病危，已经准备好了后事。我听了大吃一惊，悲从中来。
一时心血来潮，提笔写了一篇悼念文章，自诧为倚马可待，情文并茂。然而，过了几天，萧离又告诉我说，从文
先生已经脱险回家。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又窃笑自己太性急，人还没去，就写悼文，实在非常可笑。我把那
一篇“杰作”往旁边一丢，从心头抹去了那一件事，稿子也沉入书山稿海之中，从此“云深不知处”了。
到了今年，从文先生真正去世了。我本应该写点什么的，可是，由于有了上述一段公案，懒于再动笔，一直拖到
今天。同时我注意到，像沈先生这样一个人，悼念文章竟如此之少，有点不太正常，我也有点不平。考虑再三，
还是自己披挂上马吧。我认识沈先生已经五十多年了。当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我就喜欢读他的作品。
我觉得，在所有的并世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了鲁迅先生之外，就是从文先生。他的作品，
只要读上几行，立刻就能辩认出来，绝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个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轻时当过兵，没有受过
多少正规教育。他完全是自学成家。湘西那一片有点神秘的土地，其怪异的风土人情，通过沈先生的笔而大白
于天下。湘西如果没有像沈从文先生这样的大作家和像黄永玉先生这样的大画家，恐怕一直到今天还是一片
充满了神秘的terra incognita（没有人了解的土地）。
我同沈先生打交道，是通过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丁玲的《母亲》出版以后，我读了觉得有一些意见要说，
于是写了一篇书评，刊登在郑振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刊出以后，我听说，沈先生有一些
意见。我于是立即写了一封信给他，同时请郑先生在《文学季刊》创刊号再版时，把我那一篇书评抽掉。
也许就是由于这一个不能算是太愉快的因缘，我们就认识了。我当时是一个穷学生，沈先生是著名的作家。社会
地位，虽不能说如云泥之隔，毕竟差一大截子。可是他一点名作家的架子也不摆，这使我非常感动。他同张
兆和女士结婚，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撷英番菜馆设盛大宴席，我居然也被邀请。当时出席的名流如云，
证婚人好像是胡适之先生。从那以后，有很长的时间，我们并没有多少接触。我到欧洲去住了将近十一年。
他在抗日烽火中的昆明住了很久，在西南联大任国文系教授。彼此音问断绝。他的作品我也读不到了。但是，
有时候，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在饥肠辘辘、机声嗡嗡中，竟会想到他。我还是非常怀念这一位可爱、
可敬、淳朴、奇特的作家。一直到1946年夏天，我回到祖国。这一年的深秋，我终于又回到了别离了十几
年的北平。从文先生也于此时从云南复员来到北大，我们同在一个学校任职。当时我住在翠花胡同，
他住在中老胡同，都离学校不远，因此我们也相距很近。见面的次数就多了起来。他曾请我吃过一顿相当
别致、毕业难忘的饭，云南有名的汽锅鸡。锅是他从昆明带回来的，外表看上去像宜兴紫砂，
上面雕刻着花卉书法，古色古香，虽系厨房用品，然却古朴高雅，简直可以成为案头清供，与商鼎周彝
斗艳争辉。就在这一次吃饭时，有一件小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要解开一个用麻绳捆得紧紧的
什么东西，只须用剪子或小刀轻轻地一剪一割，就能开开。然而从文先生却抢了过去，硬是用牙把麻绳
咬断。这一个小小的举动，有点粗劲，有点蛮劲，有点野劲，有点土劲，并不高雅，从不优美。然而，它
却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个性。在达官贵人、高等华人眼中，这简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可是，我欣赏
的却正是这一种劲头。我自己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土包子”，虽然同那一些只会吃西餐、穿西装、半句
洋话也不会讲偏又自认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来，我并不觉得低他们一等。不是有一些人也认为沈先生
是“土包子”吗？还有一件小事，也使我忆念难忘。有一次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游逛，可能是中山公园之类。
我们要了一壶茶。我正要拿起壶来倒茶，沈先生连忙抢了过去，先斟出了一杯，又倒入壶中，说只有这样
才能把茶味调得均匀。这当然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在琐细中不是更能看到沈先生的精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