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见识总要受处境的限制，这种限制既不知不觉，又牢不可破。
革命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莫名其妙地就会成了牺牲品。
金钱、权力，这在现世上是最重要的东西，是人类生活的一面；
沉默地思索，是另一面。思索是一道大门，通向现世上没有的东西。
智慧永远指向虚无之境，而不是死死盯住现时、现世和现在的人。
一个人在二十岁时如果不是激进派，那他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
假如他到了三十岁还是个激进派，那他也不会有什么大出息。
所有的人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所以，不要以为丧钟是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
但这个想法我觉得陌生，我就盼着别人倒霉。五十多年前，有个德国的新教牧师说：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
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
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
众所周知，这里不是纳粹德国，我也不是新教牧师。所以，这些话我也不想记住。
假设我相信上帝，并且正在为善恶不分而烦恼，我会请求上帝让我聪明到足以明辨是非的程度，
而绝不会请他让我愚蠢到让人家给我灌输善恶标准的程度。
在文学艺术及其他人文的领域之内，国人的确是在使用一种双重标准，
那就是对外国人的作品，用艺术或科学的标准来审评；
而对中国人的作品，则用道德的标准来审评。
对残疾人的最大尊重，就是不把他当残疾人。
这道理很简单，要想获得现实的快乐，总要有物质基础，嘴说是说不出来的：
哪怕你想找个干净厕所享受排泄的乐趣，还要付两毛钱呢。
理性就像贞操，失去了就不会再有；只要碰上了开心的事，乐观还会回来的。
我要说出我的结论。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种有害哲学的影响之下，
孔孟程朱编出了这套东西完全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的上层生活。
假如从整个人类来考虑问题，早就会发现，趋利避害，
直截了当地解决实际问题最重要――说实话中国人在这方面已经不像样了这不是什么哲学的思辨，
而是我的生活经验。我们的社会里，必须有改变物质生活的原动力，这样才能把未来的命脉握在自己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