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评选近几年的文学关键词，“素人写作”一定榜上有名。范雨素、陈年喜、王计兵、胡安焉就是其中的代表，
他们从事着和文学毫不相关的工作，但依然坚持用文学这种古老形式书写时代发展和身边的故事，
展现民间社会的众生相。
“素人写作”的优势在于能用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真实的生活细节，呈现出生命的粗粝质感和人与社会的种种关联。
这种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展现出当下中国人生活方式、人际关系、
价值观念的诸种变化和更为复杂的中国经验。评论家项静认为“素人们”
用自己的生活建造了一个丰富又复杂的文学“公共空间”，把今日社会中涉及的城乡、贫富、性别、
群体间的差异和矛盾等等常见议题都囊括其间，回到一定程度上被遮蔽和忽略的现实世界，
重建了与周围真实世界的关系。
可以说“素人写作”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在具体接受中，也存在着将这种写作简单等同于“底层写作”的现象。
首先是“素人”的身份被单一化。“素人作家”是指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但对文学充满爱好的普通人，
现在却被特指为快递员、保洁、家政服务、农民、小摊贩等所谓“底层”的文学创作者，
宣传时会刻意强化他们的身份并以此作为标题，如“外卖诗人”“矿工诗人”“快递作家”“菜场作家”等，
前面是一个基层劳动职业，后面是高雅的创作者，
两者拼贴在一起让人不免产生好奇：他们如何一面扛起生活的重负，一面又能描绘精神画卷？
其次是对于他们创作内容的选择性呈现。主要突出他们换了19份工作、被困在计时系统里、被雇主刁难、
亲人遭遇不幸的经历，使读者认为他们只是描摹苦难。一旦他们展开天马行空的文学想象反而不被接受，
范雨素凭借《我不是范雨素》被认识，但她第一部作品《久别重逢》里很多情节充满了魔幻色彩，
中间还夹杂了虫洞、量子纠缠、光子、四维空间等物理知识，
这部用想象力编织出来的作品使她从现实世界里的“打工人”变成了文学世界里的“创世者”，
可读者反应并不那么热烈，他们想看到的仍是一个育儿嫂对于中高收入家庭的“窥视”。
为什么会出现将“素人写作”等同于“底层写作”这种现象？这涉及了新媒体时代文学生产、传播方式的转变。
“素人写作”向大众扩散时经历了两层中介：一层是非虚构写作平台，另一层是自媒体平台。
素人作家的作品多以非虚构的形式发表在网络平台，如“谷雨故事”“人间the Livings”
“正午故事”“真实故事计划”“澎湃·镜相”等，这些平台的读者其实是中高收入群体、知识青年，
他们注重作品的现实性、可感受性，同时也要求具有一定批判性、可讨论性。
这就使得编辑会按照读者的阅读期待对作品进行修改，强化冲突。在“素人写作”成功后，
甚至有出版机构专门开发出了“素人写作”产品线，变成可供复制的套路。
“素人写作”之所以出圈，还因为自媒体的大量传播，他们基层劳动者的身份具有丰富的言说性，
常见的切入角度有：他们在繁忙劳动下坚持写作、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种种不公、
他们在低微工作里保持着高贵人格。几乎每篇文章里都配有他们身穿工作服、身处嘈杂环境的照片，
他们的写作是在刻意凸显的冲突感中被赋予意义。自媒体时代，炒作群体身份标签和贫富差距都成为流量密码，
有着数不清的基层工作者用视频记录日常生活，也有人把“素人写作”当作是其文字版。
当人们把“素人写作”等同于“底层写作”时，就会不自觉地淡化了对于文学性的要求，
不以文学的标准衡量他们。但事实上这些创作者对于文学的热爱要远胜于常人，胡安焉2009年开始创作，
熟读卡佛、塞林格、耶茨等作家作品并加以模仿，还在充满先锋、实验精神的黑蓝网站担任版主、
参与网刊的编辑。王计兵在出书之前已经有了二十几年的创作经历，创作了四千多首诗歌并拿过诗歌奖。
范雨素六七岁就开始喜欢文学，专门看文学刊物，对纯文学作家如数家珍，后来又加入皮村“工友之家”
文学小组接受专业性的指导。陈年喜有着丰富的阅读谱系，认为马尔克斯、路遥、史铁生、
刘震云都是对他影响较大的作家。这些“素人作家”具有远高于普通人的文学素养和创作积累，
并且更加熟悉纯文学的叙述方式，作品所以能打动人心，除了粗粝的生活质感和细腻真切的情感，
也源于锻造了一种特殊的文学风格，如淡豹对范雨素的点评“带着冷峻的幽默和理解力，写人物的可笑可叹，
周围人的关怀与无奈，描述聪明机警，有讽刺性，语言风格强烈，
有很大的距离感和同情心……语言中有很多的反讽杂义，有流畅轻盈的幽默感”，但常见对于他们身份、
创作内容的关注，却少见对于文体风格的讨论。
把“素人”等同于“底层”时也造成了对另外一群人的遮蔽。我国拥有巨大的文学人口，
很多优秀的创作者缺乏被发掘的渠道，他们积极参与各种文化活动、日复一日地练习创作、踊跃投稿，
但因为身份是退休工人、技术人员、公务人员，就错过了这一波热潮，依然不被看见。
当差异化身份成为一种被看见的途径时，也有不少创作者涌向“底层”，
或拿着手机拍摄日结工的生活或成为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这种对他人生活的体验固然值得鼓励，
但是否真能感受到平凡劳动者的情感结构，还是靠身份的骤然反转引起关注，值得怀疑。
面对这种现象，写作者们反而保持了清醒的认知，胡安焉在一次发言中指出，“底层”
是对于他们身份属性的划分，但他从事的不是“底层写作”，也没有采用一种“底层视角”去写作，
更没有刻意代言某个群体，每一个写作者最后都只能代表自己。但是自己要足够深入到自己的个体性中、
人和人之间、整个社会所有成员之间，因为很多感受都是共通的，“送快递的经历并不直接影响我的写作内容，
而是对我个人的塑造，这些经历让我成为今天这样一个人，我怎么看待、感知生活，理解这个社会，
这种塑造先发生在我的身上，再通过语言体现出来，而不是直接将职业经历作为写作的素材。”
“素人写作”与“底层写作”的不同在于虽然都是关注基层劳动者，涉及他们所遇到的欠薪、工伤、
不公正等社会问题，但后者会以极端化的处理方式或者极端宣泄的情感来面对，
而前者则采用了一种精神抗争的方式，这种精神一是坚韧、不服输的精神，二是冷静、幽默、消解的精神。
胡安焉在遭遇了诸多困难后，反而更加确信“做自己喜欢和擅长事情，比如写作”，
在这里文学强大的支撑力量被凸显出来，不光赋予人们心灵的深度滋养，更维系着珍贵的尊严、
拥有战胜现实的勇气。
“素人写作”之所以能获得巨大成功，是因为读者厌倦了那些精致且套路化的纯文学，
也不满足于娱乐消遣的网络文学。“素人写作”以书写平凡个体的经历折射出时代的斑驳景象和复杂的中国经验，
呈现出读者习以为常却又陌生化的经验，激发了人们重新观察生活的欲望，也重建了文学的公共性、
人民性与实践性。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