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一包子铺在网上外卖平台卖豆腐脑，被监管部门认定为超范围经营热食，被罚1.5万元。
这一处罚引发了“小错大惩”的争议。有意思的是，如果这件事发生在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前几年，
公众的感受可能会不一样，当时大家都抱怨监管不严，处罚太轻，
那时舆论场上经常发出的是“把违法者罚个倾家荡产”的呼声。但现在的情况反过来了，怎么看舆论的转向呢？
要说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部门的处罚没啥大问题，包子和豆腐脑虽然经常搭配着卖，
但它们属于不同的食品种类，当事人经营许可的项目为热食类食品制售，限主食制品，而豆腐脑属于豆制品，
要求不同的经营许可。豆腐脑的制作需要添加剂等，制作过程的安全需要另一套核验。
所涉包子铺不具备制作豆腐脑的许可，它自制自卖豆腐脑，如果出事，最严重的情况可能关乎人命。
这件事还真不能简单理解成包子铺卖了豆腐脑，处罚的其实是它对豆腐脑的无照制作。客观说，
这方面的无照经营理应严管。
舆论没怎么说的一个情节是，监管部门在做出处罚决定之前，多次对包子铺现场检查，
并且4次给予其已经超范围经营的书面警告，要求其履行增加经营范围的手续，均遭到忽视，
处罚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还有就是，食品安全就是一个特殊领域，杀一儆百是食品安全立法的重要考量之一。
超经营许可售卖食品处罚的下限是5万元，朝阳区这次罚款1.5万元，从法律角度看，是相对比较轻的。
然而，舆论场为何反而觉得涉及食品安全的处罚“太重”了呢？老胡觉得有两大原因。
一是这些年对食品安全的管理取得了较大成效，食品经营和售卖者的平均守法意识有了很大提升，
老百姓对随时可能买到不安全食品的危机感有了很大缓解。二是疫情这几年服务业蒙受了巨大损失，
民营经济的营商环境出了不少问题，不仅引起了公众的同情，而且对很多人的生计产生了影响，
舆论场的敏感方向转到了基层政府官员过于强势，一些管理部门滥用权利，搞“一刀切”，导致商家、
特别是小商家生意难做上。
所以，舆论场上的风向变了，出了新的敏感方向，对曝光出来的各种处罚大家都会先打上“该不该罚”
“是不是罚重了”的问号，而人们判断的依据很多时候并非首先是法律和规定，普通人往往也不了解相关法规，
大家依据的更多是民间的常识和感受。比如，这个案例涉及的是包子铺，
人们在包子铺吃豆腐脑喝豆浆是生活中的常态，一起卖怎么了？而且卖包子豆腐脑的大多都是小生意，
赚不了几个钱，上来就罚1.5万，直觉就是罚多了，让人感慨“民生之艰辛”。
了解了所有这些，我们必须实事求是说，北京朝阳区市场监管部门罚包子铺1.5万元，理由是充分的。据了解，
该包子铺一年销售总额为100多万元，这种规模的餐馆依法经营非常重要，
而该餐馆被屡次提醒后仍不及时补办经营许可，被罚并不冤。
与此同时，公众不清楚这件事的具体情况，产生了“小生意难做”的感慨，同情商家，
官方不能仅局限在这件事上，抱怨舆论“又偏了”，
而应当从发酵的舆情中看到它所折射的有关营商环境的民意基本面。大家岂能不关心自己的健康？
但现在却嫌官方对食品安全隐患“罚得太重”，这样的变化的确值得深思。
老胡就是北京朝阳区居民，客观说，朝阳区的社会治理还是挺不错的。举个例子，疫情3年，
朝阳区不断出现病例，但全区从未进行过全面封控，连老胡所住的小区也从没有封过，出了疫情只是封楼，
封单元。朝阳区的营商环境也连续5年排北京市第一。朝阳区外国人多，各种名人多，社会治理的复杂因素多，
但是全区能够处理得比较妥当、平衡。
提高公权力的整体公信力十分重要，增加官民沟通是有效手段之一。老胡能感觉到，
公众的很多要求和愿望在绝大多数时候也是基层政府的努力方向，因此沟通的基础非常强大。
像在包子铺被罚这件事上，舆论场应该最终了解基层管理机构做出处罚是有依据的，
官方则应了解公众对营商环境的担心也非空穴来风，对产生这种担心的广泛原因应当给予真正的重视，
并且举一反三，积极改进。对小生意要多扶持，执法要有温度，
这应当成为全国所有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工作的座右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