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释承担着指导法官实现正义的重任，我国部分司法解释尽管预设了价值判断，但确因无法化约价值判断的
复杂性而具有明显的片断性，存在循环论证和说理不足的困境。
1.循环论证
解释者为说明刑法解释依循的价值判断是什么，往往需要标准之外的标准，若缺乏理论支撑，则会导致司法解释的
价值判断陷入循环论证。循环论证意味着多个命题之间相互证明，即用E证明F，用F证明G，用G证明E，
多个命题之间互相证明，但缺少权威性意见。例如，“两高”《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对于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顺利完成企业改制而实施的违反国家政策法律规定的
行为，行为人无主观恶意或者主观恶意不明显，情节较轻，危害不大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在这一司法解
释中，出罪理由上的“社会危害性不大”“无罪过”与“为企业改制而实施不法行为”之间就是循环论证。这种
循环论证以司法解释中“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循环论证最为典型，即把情节轻微作为社会危害不大的理由，
同时把两者的“组合”（循环论证）作为不认为是犯罪或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理由，这就简化了价值判断的复杂性，
失去了价值判断的客观性。
刑法之所以被人们接受，其实不只需要刑法规范上的理由，还必须依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论述（价值判断）
来加以支持。例如，“两高”《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根据民间
传统配方私自加工药品或者销售上述药品，数量不大，且未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的……不应当认定为
犯罪。”但是，如果司法解释找不到价值判断的根基是什么，就会导致价值判断中的循环论证。因为司法解释是把
立法者的语言E，以尼采所讲的隐喻方式，替换为解释者的语言F，或者说，以熟悉的、具体的、简单的概念，来
理解与表达陌生的、抽象的、复杂的概念。在这一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对刑法的规范性的不同理解，引发“一案
多解”争议。毕竟，刑法的规范性不完全是刑法概念、文字的规范性，也包括刑法规范的价值或意义，它提供刑法
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对接的理由，把纸面上的刑法与行动中的刑法关联起来，使被实定法所固定的法规范更接近于
动态性的现实的法。
2.说理不足
将某一特殊根据作为不证自明的理由，断然地终止论证，就会导致价值判断的简单化，还会出现缺乏令人信服的
说理的问题。司法解释多把具有政策意义的社会危害性，代替法理意义上的法益论或基本原则，武断地终止论证。
例如，“两高”《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规定中的“综合评估社会危
害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中的“全面考量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等。
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我国传统刑法学对犯罪本质理解的学说。把社会危害性作为司法解释的价值判断
标准，以终止法律议论，在司法解释上也比较常见。尽管“社会危害性”这种“对号入座”的价值判断，有助于
平息个案争议，但终究是一种决断式的价值判断。这不仅使解释结论显得过于抽象、随意，缺乏明确目标，更谈
不上体系化问题，还会使是指判断凌驾于形势判断之上，进行刑法类推解释。
价值判断体现刑法解释的终极关怀，它与形式逻辑一样都服务于正确解释刑法，简单化的价值判断，会导致刑法
解释中解释结论的失偏。例如，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高空抛物罪之前，司法解释把高空抛物行为解释
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等。刑法解释的价值判断不应停留在迷雾之中，而应该被正确阐明，包括留意到
人性价值与社会目标的基本衡量取舍。在这一过程中，以社会危害性为理由武断地终止价值判断，会导致司法解释
把政策目标上刑法的有效性替换为刑法的工具性，反而带来说理的欠缺与说服上的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