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现在的青年，为兴味的读书是有的，我也常常遇到各样的询问。此刻我就将我所想到的说一点，但是只限于
文学方面，因为我不明白其他的。
第一，是往往分不清文学和文章。甚至于已经来动手做批评文章的，也免不了这毛病。其实粗粗的说，这是容易
分别的。研究文章的历史或理论的，是文学家，是学者；做做诗，或戏曲小说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时候所谓
文人，此刻所谓创作家。创作家不妨毫不理会文学史或理论，文学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诗。然而中国社会上还很
误解，你做几篇小说，便以为你一定懂得小说概论，做几句新诗，就要你讲诗之原理。我也常见想做小说的青年，
先买小说法程和文学史来看。据我看来，是即将这些书看烂了，和创作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事实上，现在有几个做文章的人，有时也确去做教授。但这是因为中国创作不值钱，养不活自己的缘故。听说美国
小名家的一篇中篇小说，时价是二千美金；中国呢，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给大书铺，每篇卖过二十元。
当然要寻别的事，例如教书，讲文学。研究是要用理智的，要冷静的，而创作需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于是
忽冷忽热，弄得头昏，——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苦倒也罢了，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证据，
是试翻世界文学史，那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职做教授的。
还有一种坏处，是一做教员，未免有古迹；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畅所欲言。这或者有人要反驳：那么，
你畅所欲言就是了， 何必如此小心。然而只是事前的风凉话，一到有事，不知不觉地他也要从众来攻击的。
而教授自身，纵使自以为怎样放达，下意识里总不免有架子在。所以在外国，称为“教授小说”的东西倒不少，
但是不大有人说好，至少，是总难免有令大发烦的炫学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学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另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这实在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
一大篇书目。但从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
书目。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学，则自己
先看各种的小本子，如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瓦浪斯基们的《苏俄的文艺论战
》之类，然后自己再想想，再博览下去。因为文学的理论不像算学，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议论很分歧。如第三种，
便是俄国的两派争论，——我附带说一句，近来听说连俄国的小说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见“俄”字就吃惊，
其实苏俄的新创作何尝有人绍介，此刻译出几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者在那边都已经被看作反革命的了。倘要
看看文艺作品呢，则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从中觉得谁的作品自己最爱看，然后再看这一个作者的专集，然后再
从文学史上看他在史上的位置；
倘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如果专是请教别人，则各人的嗜好不同，
总是格不相入的。
第三，说几句关于批评的事。现在因为出版物太多了，——其实有什么呢，而读者因为不胜其纷纭，便渴望批评，
于是批评家也便应运而起。批评这东西，对于读者，至少对于和这批评家趣旨相近的读者，是有用的。但中国现在
似乎应该暂作别论。往往有人误以为批评家对于创作是操生杀之权，占文坛的最高位的，就忽而变成批评家；
他的灵魂上挂了刀。但是怕自己的立论不周密，便主张主观，有时怕自己的观察别人不看重，又主张客观；
有时说自己的作文根柢全是同情，有时又将校对者骂得一文不值。凡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糊涂，
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印度人是早知道的，有一个很普通的比喻。他们说：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子
驮着货物出去卖，货卖去了，孩子骑驴回来，老翁跟着走。但路人责备他了，说是不晓事，叫老年人徒步。
他们便换了一个地位，而旁人又说老人忍心；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轿上，后来看见的人却说他们残酷；于是都下来
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是呆子，空着现成的驴子却不骑。于是老人对孩子叹息道，我们只剩一个
办法了，是我们两人抬着驴子走。
无论读，无论做，倘若旁征博访，结果是往往会弄到抬驴子走的。
不过我并非要大家不看批评，不过说看了之后，仍要看看本书，自己思索，自己做主。看别人的书也一样，仍要
自己思索，自己观察。倘只看书，便变成书厨，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是已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了
我先前反对青年躲进研究室，也就是这意思，至今有些学者，还将这话算作我的一条罪状哩。
听说英国培那特萧，有过这样意思的话：世间最不行的是读书者。因为他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不用自己。
这也就是勖本华尔之所谓脑子里给别人跑马。较好的是思索者。因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还不免是空想，
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的一部活书。
这是的确的，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我先前吃过干荔枝，罐头荔枝，陈年荔枝，并且由这些推想过
新鲜的好荔枝。这回吃过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广东来吃就永远不会知道。但我对于萧的所说，还要加一点
骑墙的议论。
萧是爱尔兰人，立论不免有些偏激的。我以为假如从广东乡下找一个没有历练的人，叫他从上海到北京或者什么
地方，然后问他观察所得，我恐怕是很有限的，因为他没有练习过观察力。所以要观察，还是先要经过思索和读书
总之，我的意思是很简单的：我们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泛览，
然后抉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