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岁的我那时坐在波音747客机的座位上。庞大的机体穿过厚重的雨云，俯身向汉堡机场降落。
十一月的冷雨将大地涂得一片阴沉，使得身披雨衣的地勤工、扁平扁平的候机楼上的旗，
以及宝马广告板等一切的一切，看上去竟同佛兰德派抑郁画幅的背景一般。罢了罢了，又是德国，我想。
飞机刚一着陆，禁烟显示牌倏然消失，天花板扬声器中低声流出背景音乐，
那是一个管弦乐队自鸣得意地演奏的甲壳虫乐队的《挪威的森林》。那旋律一如往日地使我难以自已，不，
比往日还要强烈地摇撼我的身心。
为了不使脑袋胀裂，我弯下腰，双手捂脸，一动不动。很快，一位德国空中小姐走来，
用英语问我是不是不大舒服。我答说不要紧，只是有点晕。
“真不要紧？”
“不要紧的，谢谢。”我说。于是她莞尔一笑，转身走开。音乐变成比利·乔尔的曲子。我扬起脸，
望着北海上空阴沉沉的云层，浮想联翩。我想起自己在过去的人生旅途中失却的许多东西——蹉跎的岁月，
死去或离去的人们，无可追回的懊悔。
飞机完全停稳后，旅客解开安全带，从行李架中取出皮包和上衣等物。而我，仿佛依然置身于那片草地之中，
呼吸着草的芬芳，感受着风的轻柔，谛听着鸟的鸣啭：那是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我快满二十岁的时候。
那位空姐又走了过来，在我身边坐下，问我是否需要帮助。
“可以了，谢谢。只是有点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