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在最初的讲话中着重于四个现代化，希望以此回避政治分岐，只计论已经达成高度共识的经济问题。华
国锋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是精心准备的，为安抚他的批评做了相当大的让步。他完全不提“两个凡事”在说明了
会议日程之后，他明确表示准备接受外国货款、技术和商品，将其作为经济计划的一部分，而这些都是毛泽东
不曾准许的。他没有直接否定政治运动，但是他说，他曾慎重考虑过是否发动一场自上面下的对全社会进行动
员的运动，但最后认为这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还不如用来解决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华国锋还对与会者表
示，他曾经指示在批判大会上不应当游街。很多希望推进改革、加快老干部复出的与会者也承认，尽管华国锋
没有直接批判“文革”和阶级斗争，但他为结束这些运动里最恶劣的暴行做出了很大努力。在这一点上，邓小
平也很能不赞同华国锋的讲话的主调。在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当纪登奎副总理 就农业
问题发言时，华国锋在表面上控制住了局面。大多数与会者都曾有过负责农村基层工作的经历，亲眼见证过“
大跃进”后的饥荒。虽然中共是依靠农民支持才得以上台执政，但与会者深知由于政策失误，造成了大量农民
被饿死，严重的粮食短缺仍在继续，宝贵的外汇需要用来进口粮食。参加会议的领导人民须面对忍饥挨饿的农
民和六神无主的基层干部，处理这些灾难造成的后果。尽管中共把犯下这些令人痛心的错误的主要原因归咎于
林彪和“四人帮”它仍难以免除实施这些决策的责任。干部们越来越愿意私下说出当时还不便公开讲的话：毛
泽东要承担部分责任。在这种背景下，纪登奎的讲话让与会者感到农业政策的制定又恢复了诚实坦率的作风。他
摆脱了那种浮夸吹牛、盲目乐观、空话连篇的语言，坦率而全面地强调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承认，国家的农业
政策变化太快，难以预期，常常不符合各地的情况。与会者知道党必须解决仍然存在的粮食短缺问题。纪登奎
提议，为了解决农业问题，要增加农业投资，改善种子和化肥供应，将农民可用的货款数量翻一番，把粮食收购
价提高百分之三十。但是，纪登奎的开放态度和华国锋的安抚姿态，却不足以平复对华国锋的不满，这正是十一
月十一日叶帅等人召开的小型会议的主题。很多与会者认为，华国锋已不再能提供党所需要的最高领导。例如
会议开始不久，中南组的与会者就群起反对华国锋和汪东兴阻挠进一步开展平反工作的做法。他们要求为那些
已故的备受尊敬的干部正名，并让自己过去的同事恢复工作。十一月十一日，三位威信很高的干部，陈再道、
李昌和吕正操，在他们的小组中发言，要求为更多的人平反。这一天结束时气氛变得十分紧张。叶帅在当天劝
告华国锋说，要么接受已经改变的政治情绪，要么做好被人抛在后面的准备。华国锋很清楚自己别无选择。包
括他在内的所有与会者都知道，赫鲁晓夫在一九六四年是如何被勃列日涅夫等人领导的政变赶出领导层的。十
一月十二日又有九人在分组会一发言，要求为华国锋和汪东兴此前拒绝纠正的冤案平反，其中最有影响的人是
陈云。有的会议记录错误地认为，是他那篇由胡乔木润色的讲话改变了会议的气氛，其实他讲话之前气氛已经
发生了变化。在他之前，已经有人在小组讨论里提出了这一点。不过陈云的发言利用人事记录，确实提供了全
新而详尽的材料。陈云做人事工作几乎可以追溯到四十年以前，这使他的发言更有分量。他在东北组的发言中
否定了华国锋把经济问题作为重点的做法。他反驳说，为了调动干部的热情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当条之急是处
理好悬而未决的政治分歧。具体而言，受到错误批判的五类人，必须还他们清白：以薄一波为首的在”文革“
中受到批斗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被错定为叛徒的一九四零年代自首的人，应予恢复党籍；一九三七年入狱
的陶铸、王鹤寿等人，他们被毫无根据地定为叛徒：已故的彭德怀元帅，应当为他恢复名誉，将他的遗体安葬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陈云还说，康生在”文革“
中整了很多党的杰出领导人，断送了他们的前途和生命，虽然他已经去世，但仍应该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
产难想像，陈云是带着某种情绪讲话的。但是他并非唯一带着强烈情绪发言的人，在所有的小组中，发言者们
久受到压抑的怒气都喷涌而出，他们强烈反对华国锋和汪东兴阻挠那些被冤枉的好干部回来工作。发言者能够
对那些仍没有获准恢复工作的人感同身受，因为很多人都受到了凌辱和肉体的摧残是怎么一回事。在所有六个
小组中，发言者一个接一个要求为受迫害的干部平反昭雪，并要求谴责已故的康生——他对许多人的死亡负有
责任，而且，他的前秘书李鑫甚至当时仍在协助汪东兴阻止平反冤案。正是这种情绪，使人们对汪东兴乃至华
国锋不满之火越烧越旺。中央工作会议进行的前几天，会议气氛就已经反映在了承担着维护北京治安责任的北京
市委的行动中。林乎加在十月九日成为北京市 委书记，取代了曾经负责抓捕”四五“示威者的吴德。他一上任
就和北京市委开始考虑何时以及如何释放被关押的人；甚至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他们已经在准备可能发表的
声明草稿。林乎加也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并且是华国锋见面和陈云发言之后，他充分意识到气氛正在发生变
化并于十一月十三日召开了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会后他便经北京市委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公报，其内容远远超出
华国锋有关”四五“示威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的让步。公报上说：广大群众在一九七六年清明节聚集到天安门
悼念敬爱的周总理，他们痛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犯下的罪行。这完全是一次革命行动。对因此受到迫害的
同志应当全部予以平反，为他们恢复名誉。